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人才之兴在教育。所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乡村教育振兴。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还有很多县,尤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财政,需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保障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依靠县本级财政发放工资的职业群体中,教师占到1/2强。再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以县为主”的体制叠加,教育成为县域发展中最主要的财政支出。县本级财力不足,成为乡村教育振兴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是否财力不足,乡村教育振兴就必然乏力?通过对泸溪教育发展经验的梳理,我们得出启示: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钱的支撑,但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人”。
启示一:
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抓教育,就是抓所有。”寥寥8个字,是泸溪数任党政班子经历多方思索后,为“发展是第一要务”找到的最切合县情的工作思路。
泸溪地处云贵高原东端、武陵山南脉,为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也是湖南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11个县中,我们曾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该县副县长尚远道说,直到2015年,泸溪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35.69%。
摘掉贫困帽,实现稳定脱贫,一直是这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县几十万民众多年来共有的梦想。
农业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首选项。“八大产业基地,八大特色品牌”实现了泸溪农业质量和效益双提升。但“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地理特质,让泸溪农业走向更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时,遇到了绕不开的天然瓶颈。
那么工业呢?作为湘西州的老工业基地,在经历转型阵痛、加速换挡后,泸溪工业经济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在2017年达到40.3%,上缴税收1.4亿元,占当年全县税收总数的1/4强。不过,再与同年份全县超过26亿元的公共财政支出相比,依靠工业实现收支平衡,泸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地处深山,泸溪还有明显的区位弱势。瓶颈无法突破,当下的脱贫摘帽、未来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难度都不小。
“这些年,我们通过大办教育尝到了甜头。”县委书记杜晓勇与他的同事们,在理解教育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想法逐渐统一。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站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教育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抓教育,就是促发展;抓教育,就是惠民生;抓教育,就是保就业;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然而,共识达成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县委、县政府一届任期不过5年,而教育面广、人多,投入大、见效慢,想从教育发展中要政绩,多半面对的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以几年前筹建思源九年一贯制学校为例,按当时物价算,地价与建设投入预算共计3亿元。但如果学校只建30亩,把周边108亩地卖掉,财政净收入就有好几个亿。“一进一出,假如看重短期政绩,多半会选择卖地。”杜晓勇说,自己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但在现场踩点、看到周边正在建设中和已经规划好的多个居民小区后,“我发现,如果真的只用30亩地来建学校,再过几年,大班额问题将会再次出现,入学需求和学位不足间的矛盾会更加尖锐。”
如何抉择?即便是杜晓勇,内心也矛盾纠结。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是包括杜晓勇在内数任党政班子的共识。而正是因为有着“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事业观,最终促成了泸溪“教育立县”发展观的形成。
只是,为什么会选中教育?“甜头”在哪里?
“如果不是老师关爱,如果没有接受教育,怎么会有今天的我?”杜晓勇说,自己曾是一名依靠教育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乡里娃”。深度贫困县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稳定脱贫,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在泸溪,教育是“一号工程”。
另一方面,脱贫只是“发展是第一要务”初级阶段的目标,未来还有小康、中等富裕等阶段目标等待实现。实现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还有比教育更合适的内驱力吗?泸溪选定教育为“一号工程”,并以“教育立县”,深层逻辑当在于此。
近些年泸溪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印证着这种逻辑的正确性。
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的35.69%降至2018年的4.75%,获评“全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县”、全国平安县,毕业生100%就业……用该县政法委书记李梦涛的话说,是“主要得益于教育对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号工程”必须优先保障、优先发展,但优先绝不等于寅吃卯粮。优先当以尊重县情为前提,做到合理规划、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我在泸溪工作了14年,见证参与了14年的开年议教会。”在泸溪县县长向恒林的记忆中,泸溪很少集中、大规模建学校,基本保持着每两到三年城区新建一所学校的节奏。对于乡村校,则是全县统一布局,根据人口规模、生源规模来维修、改建。
启示二:
建立高效能基层治理体系
当基教股长3年,谢永良用8个字概括这3年的工作——规划、管理、指导、评价。3年里,仅经他手的基层调研就有村小管理、幼儿园建设、大班额化解、控辍保学、义务教育现阶段新情况等近10个。“勤调研,细规划,用数据看教育,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谢永良如此解读他每一次下校调研的意义。
督导室主任张贤彪,手头的主要工作有四大块:督政、督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及教育工作督察。一月一预案、一月一督察、一月一通报,张贤彪笑说,自己“不是在督察,就是在去督察的路上”。
……
作为中国最为基层的管理岗位,股室长工作积极性能否调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块工作能否真正在基层得到落实。基层治理能否出实效,关键在基层干部。
在泸溪,我们看到了一支高效运转、累得像陀螺、乐得有滋味的基层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属于教体局,目前的人员构成为1名局长、2名副局长、1名主任督学、24名股室长,再加工作人员共计80余人。他们负责管理全县175所学校、近3000名教师、3.5万名左右学生。
怎么做到的?
先看一份写于2015年的竞聘演讲。演讲者名叫谭子好,竞聘岗位是县教体局局长。
“如何办好泸溪教育?对于这个考题,我已经思考了28年。”
“教育是泸溪的品牌,新形势下如何把泸溪教育办得更好?我认为,应当围绕‘一个目标’,突出‘四个重点’。”
“如果大家信任我,选择我当局长,我将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四有’新人。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送我一块毛铁,还你一块精钢’!”
……
有情怀、有思路、有追求、懂业务、敢担当,这是谭子好竞聘时给众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这正暗合了我国选拔基层领导干部的用人标准。其后,谭子好上任,在教育系统内开展人事大调整时,也基本遵循了这些标准。
在高效能的治理体系中,中层队伍建设一直是重要一环。泸溪教育的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与该县高度重视从教体局局长到学校主任这一支“中层队伍”的建设密切相关。
但仅仅有队伍还不够,接下来就是要让这支队伍在管理过程中落实好科学民主决策、依法依规治教。
“现实中,很多教育问题难以突破,一方面是体制内缺少相应的文件、机制,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不擅长运用法律法规来推进工作。”谭子好为记者提供了一份样本。
这份样本聚焦《中共泸溪县委泸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决定》的出台。此份《决定》出台前,花费近4个月时间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力求做到科学民主决策。向县委、县政府正式提交的方案中,有数条存在不同看法,但教体局依然坚持。原因在于,诸如“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必须要细化成相关条款,并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可操作性,教体局为教师争取相应待遇才有规可依”。
在多位采访对象的描述中,谭子好个性刚强、敢于直言、敢于抗争。但其实谭子好只是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治教。用制度管人,让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权责所在、绩效所在,让每一次权力运行都遵从法律法规,如此方能建起一支“有为又有位”的基层教育干部队伍。
启示三:
办教育当实事求是有定力
2007年,面对越来越多“乡村教师不安心,纷纷打报告申请进城”问题,泸溪开始探索解决之道。第一步,先给乡村教师提待遇,为他们发放乡村教师岗位津贴。
“争议很大。”向恒林当时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创新之举的落地实施。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为什么只给乡村教师发。不过,虽然争议不小,泸溪还是在两年后出台了政策,由县财政支持,为乡村教师发放岗位津贴。
如果从基层求稳思路出发,如此有争议的事情很有可能会不了了之。但泸溪不仅做了,还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实现了岗位津贴发放标准的逐年提升,2019年最偏远地区村小教师每月的岗位津贴已达到1400元。
为什么坚持?“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对的方向。”作为决策者之一,向恒林说,这是当时党委、政府班子的集体研判。
泸溪为乡村教师发放岗位津贴的消息报到教育部后,引起部里高度重视,教育部当即选择在全国40多个贫困县推广。此后不久的2013年,湖南出台《关于对武陵山片区乡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提供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以文件形式从省级层面全面落实乡村教师津补贴制度。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为乡村教师发放津补贴,开始在全国推行。
从县到省再到中央,有关乡村教师岗位津贴政策的出台,对泸溪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当年决策过程中的种种心路历程,慢慢在该县党委、政府班子里积淀为一种定力——把握方向不迷茫,咬定目标不放松,艰难困苦不动摇,真抓实干不折腾,奋力拼搏不懈怠,与时俱进不落后。
于是,当一个个新问题浮现,泸溪人凭着这份定力,一次次选择了他们认为“对的方向”——廉租房建进校园解决乡村教师住房难问题;只在三中、五中等大校建禁毒室,而不是按照文件要求每校都建;根据实情将“青年教师必须要有三年支教经历才能评职称”改为“先评再补后聘”,且支教、送教都算……
一个个创新之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叠加而来,便汇聚成泸溪教育改革。如今,用2019年的眼光回望当年,不少创新之举,或是游走在政策边缘,或是“第一个吃螃蟹”。如果决策者没有勇气、不敢担当、不愿作为,如何能有“摸着石头过河——踩稳一步,再迈一步”的泸溪教育改革?
回望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特点——上级政策到了泸溪,常常会经历一个本地化过程。
以湖南的“省长工程”芙蓉学校建设为例。这是湖南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由省长许达哲亲自挂帅,第一批在全省41个贫困县建设40多所芙蓉学校,省财政给予每个县3000万元资金支持,以推动贫困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
在省里统一建设标准的要求中,房子要建成“装配式”的,如按这个标准,每平方米造价达3300元;先期预算中,“全过程咨询费”按照总造价的5%—9%收取。“‘装配式’不符合我们的地理条件,应该搞‘传统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全过程咨询费’我们当地只需230万元左右。”分管项目建设的主任督学左力华,特意在泸溪和周边县做了调研。
“如果按照我们的提议,至少可以省下2300万元,在我们这儿,又可以建一所新学校了。”谭子好和左力华向省教育厅汇报了相关情况。厅里高度重视,在向省住建厅核实后,答复说,可以不按之前模式操作,建议根据泸溪实际情况办理。
“政策泸溪化,是我们多年来坚持实事求是办教育,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谭子好说,这种实事求是,当以充分把握客观县情为基础,以全面研透政策为关键,以学习借鉴外地经验为辅助,以务实进取、真抓实干为态度。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时期,32万泸溪人对教育有了新认识——教育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重视教育的地方,必然是没有希望的地方。
对教育特殊重视,是一个中部省份山区县、贫困县,在谋划本县经济社会发展大计时作出的战略选择。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有2800多个县,无论是深度贫困县,还是经济百强县,都面临各自的“发展之困”。有的本就先天条件不足,有的区位优势越来越不明显,有的在耗尽自然资源后找不到转型之路……究竟什么,能助力每一个县走出各自“发展之困”?